爱游戏体育app官网安全吗：为什么特朗普对华征收54%关税对我国影响有多大？

  不可避免地，当唐纳德·特朗普再一次成为白宫的主人，“以邻为壑”的关税新政就必将到来。

  2025年4月2日，特朗普签署了新的关税行政令，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对贸易伙伴设立10%的“最低基准关税”，并对某些贸易伙伴征收更高的“对等关税”。

  1，美国所有进口的平均关税税率将从去年的2.5%飙升至22%，达到美国镀金时代（Gilded Age，特指1865-1900年间，美国经济突飞猛进、对外贸易如火如荼的时期）以来的最高值；

  2，受此影响，全球主要国家的平均关税水平将“无限逼近”1929年全球最严重经济危机后的峰值；

  那一晚，注视着白宫椭圆形办公厅（West Wing）的灯火次第熄灭的特朗普，也不得不慨叹：

  全球的灯火都要灭去，又可能在美国重燃。无论如何，自由贸易时代，终究是结束了。

  自今年1月入主白宫以来，在执政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特朗普越发强烈地感觉到，原来爱与恨是一对同消共长的激情。

  尤其是，经济衰退的信号越明显，贸易逆差的数字越大，他情感的炽焰就烧得越旺，对世界经济秩序的怨恨也就越发强烈。

  从美国东部时间4月5日凌晨0时起，美国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基准关税”。而在此之前，美国主要基于WTO框架下的最惠国待遇税率，平均有效关税率为2.4%。

  从第二任总统竞选期起，特朗普就已经完整地阐述过他的加税理念，这在他签署《关税行政令》时的演讲中得到了更系统的概括：

  我，唐纳德·特朗普，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认为，存在的潜在情况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构成了非同一般的、异常严重的威胁。这一威胁其全部或根本原因在美国境外，源于主要贸易伙伴的国内经济政策以及全球贸易体系的结构性失衡。

  1，开放的经济格局源于美国按照关贸总协定（GAAT）的八轮“乌拉圭回合”谈判，承诺在双方互惠基础上，给予竞争对手最惠国待遇。美国期望其贸易伙伴效仿开放的外贸政策、带动贸易伙伴国内的消费水平，最终走向共同繁荣。

  2，但众多贸易伙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落实此前的协议和承诺。尽管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国同意在最惠国(MFN)基础上约束关税税率，向所有成员提供其最优惠税率，但他们并未同意以同样较低的水平约束税率或在互惠基础上设定税率，例如许多主要贸易伙伴的平均最惠国关税税率居高不下（如印度17%、巴西11.2%、越南9.4%、中国7.5%、欧盟5%）。

  3，美国长期存在且持续扩大的年度商品贸易逆差导致了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破坏了关键供应链。并且，长期的不对称性贸易，对美国国内生产造成的影响是严重的，也是不可持续的，一个国家在国内生产的能力，应当是其国家和经济安全的基石。

  特朗普认为，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基准关税”，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人民就业，有利于产业回流，建立一个庞大的上游制造和商品生产体系。

  例如福克斯电视台报道，距离澳大利亚本土3200公里的外海领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也被纳入加征一定的关税的名单，但这个临近南极洲的孤岛：

  很显然，美国把这样一个没有一点工业基础，也不存在贸易优势的孤岛郑重地纳入加征一定的关税的名单，是为避免跨国公司（包括美国本土的跨国公司，也包含别的国家的跨国公司）以“离岸公司”的方式规避监管、对抗“制造业本土化”。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宣布征收10%关税的消息刚公布时，金融市场对此反应平淡，因为市场觉得关税涨幅低于此前预期，美国三大指数甚至因此而收涨。

  但当特朗普公布“对等关税”的大杀器时，投资者方才意识到政客的，美股闪崩，纳斯达克期货指数瞬时大跌4%。

  所谓对等关税，其实是美国针对各国的“非关税贸易壁垒”，统一计算后得到各国实际对美国进口的关税水平，以此作为额外加征报复性关税的基准。

  特朗普在演讲中描述，美国各主要贸易伙伴对美国出口设置的众多非关税壁垒，这些壁垒因贸易伙伴而异，主要涵盖了：

  特朗普估计，非关税壁垒中，仅仅是货币政策及增值税导致的市场扭曲，就体量惊人。例如，美国国内消费占GDP的比例约为68%，而爱尔兰只有27%、新加坡为31%、中国为39%、德国为50%。

  因此这次税负调整，名义上是“对某些贸易伙伴征收更高关税”，却最后导致了“无差别的嘎嘎乱杀”——只要存在贸易逆差的，一律加税。其中：

  （一）在欧洲无区别强杀。例如对欧盟加征20%的关税，谁让法国和德国在呼吁“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而铁杆盟友英国按最低10%计算，原材料供应国俄罗斯免征…算是区别对待。

  （二）在亚洲，对柬埔寨（49%）、越南46%等东南亚新兴制造业基地饱以老拳。一方面是由于这些承接了中国产业转移的国家，正在大量吞噬对美出口红利，美国不允许中国奇迹的东南亚复现。另一方面，是因为本世纪以来，中、日、韩等国大肆投资，将产业转移至东南亚，间接规避对美直接出口。

  当然，这也让印度、越南等国清醒了很多，哪怕它们以急先锋的身份收获红利，哪怕它们事先下调了天然气和汽车的对美关税（下降幅度接近50%），但美爹的巴掌依然扇了过来，虎虎有声。

  昔日，它们急吼吼地穿上了绣着“朝廷心腹”的褂子，如今，褂子背面加印了两个大字：

  （从“逢中必反”到成为MAGA眼中的“心腹大患”，某些国家的心态，崩了）

  （三）相对而言，特朗普对北美洲小伙伴最友好。例如对加拿大和墨西哥，暂时豁免10%的基准关税和额外的对等关税，好于此前预期。

  但这其实是沿用特朗普之前以芬太尼（软du品）危机为由加征的税率，且这种“豁免”充满变数——根据美墨加协定（USMCA），一旦特朗普认为两国在查禁芬太尼问题上够配合，关税可能随时上调。

  加税方案出台后，美国财长贝森特成了最忙的人，他与各国政要连线互动，试图安抚各方，起码是规劝各国不要采取“对等性报复”。

  法新社配图说，他变得头脑狂热、自信笃定，不仅成了自己意志的主人，还不再承认任何权威。除了自己的痴念，他不再受任何他物驱遣。

  明面上，这次美国对中国加征的“对等关税”是34%，低于柬埔寨（49%）、越南（46%）等国。但别忘了，目前中国商品进入美国的关税高达11%左右，再加上基准税率，最终的课税可能是：

  这个税负，已经比较接近特朗普上台前，向红脖子许诺的关税反制（加征60%）。

  当然，仅从新政前后实际税率对比，中金公司的研报认为，短期内整体平均增幅大约为22%左右。

  但雪上加霜的是，特朗普在发表讲线%的汽车关税定于午夜生效。白宫表示，已面临钢铝关税、汽车关税的产品将“不适用于对等关税”，但将课以25%的汽车关税。至于电动汽车，可能加征100%的特殊行业附加税。

  《》援引分析师观点报道，预计新的汽车关税主要以价格持续上涨的方式转嫁给消费者，汽车价格将上涨数千美元。报道指出，去年在美国销售的汽车中大约一半源于进口，即便是美国本地制造的车辆，通常也包含大量外国零部件。

  对美出口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24年，中国对美国出口5246亿美元，占我国出口比重接近15%。而2024年在重重压力之下，我们国家的经济仍然实现了5%的预期目标，其中出口立下了汗马功劳：

  大摩分析师预测，如果对美国关税大幅加征34%，短期之内，中国商品对美国出口将受到严重影响，可能对东大的GDP增速造成1-2个百分点的直接冲击。

  这几年来，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有关部门鼓励企业对外出海，向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国转移生产线，通过第三国向美国出口。

  但在特朗普新关税政策下，这一目的已经受到直接冲击。例如特朗普对越南开征46%的额外关税，之前投资越南建厂的企业发现，仅从税负负担看，从越南出口的产品，已经与国内出口没有区别了。

  （特朗普的对等关税）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堵上了中日韩三国通过东南亚设厂、转移出口的路子。之前电子科技类产品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纠纷不断，我们换成从越南建厂、当地出口，矛盾小了，税费也低了。但现在政策变了，关键麻烦在于，这些年的前期布局投入，还怎么回本？

  首先，在特朗普第一次总统任期内，我们已在2018-2019年承受过一波贸易战，而且这些年来，中国出口其实已经慢慢地减少了对美国的单边依赖。

  从1985-2023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金额（窄口径）总量看，从2019年起，中国对美出口的绝对数量已经下降，除了美国疫情期间的贸易反弹，出口总额已经从“5字头”降为“4字头”。

  而从外经贸部公布的数据看，2024年，美国依然是中国的第一大出口国，但是从比例来看，中国对美出口占比已经明显减少：

  这意味着，美国市场的重要性，实际已经会降低。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可能倒逼我国减少对美国市场的单边依赖，促进中国出口的多元化。从长远来看，这对中国经济的稳健性是有好处的。

  其次，此次美国政府对于欧盟、拉丁美洲、东南亚、非洲等市场无差别征税，其实也可能会引起市场结构的剧烈变化。

  因此，将传统盟友视为竞争者、快速失去全球领导者形象的美国，有可能出让一部分海外市场的份额。这对于中国提供了新的机遇。

  最后，从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类别看，价格弹性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我们大家可以利用这方面的特性进行博弈，增强话语权、减少关税损失。

  根据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杜宇宸发表的《估算美国加征一定的关税的影响》，基于价格弹性理论模型测算，美国自华进口商品的整体需求弹性为 -1.08，这意味着：

  但现实中，美国自华进口的主要商品大类中，机电产品、机械设备的需求弹性较低。

  例如机械设备的需求弹性是-0.84，意味着提价20%，商品贸易量减少约16.8%。

  相反，塑料与橡胶制品、纺织品、矿产品的需求弹性较高，对价格的变化非常敏感（即价格持续上涨1%，商品贸易量减少超过1%）。

  第一，相对于原材料以及低成本加工业产品，技术密集型产品具有无法替代性，能承受较高的价格冲击。

  第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无法替代性，很大程度上源于供应链伙伴的成本分摊机制。

  机电产品是我国的支柱性出口产业，也是美国最大的对华进口商品种类（占总进口额的45%）。按海关总署最新统计数据：

  2024年我国出口同比增长5.9%至35772.2亿美元，其中，机电产品出口21255.0亿美元，同比增长7.5%。

  海关总署公布的12大类机电产品中，计算机产品、集成电路、汽车及零配件、家用电器、通用机械设备、船舶、音视频产品、液晶平板显示模组、医疗仪器等10个品类均实现出口增长，合计拉动机电产品增幅5.3个百分点。

  很显然，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机电产品，覆盖了全球中低端到高端的全产业链，尤其是在高端产业链上的权重很大。例如手机类机电产品占美国同类进口的30%-40%，且单价较越南/印度等地低15%-20%。又例如汽车零部件方面，特斯拉上海工厂出口的电机控制器成本较美国本土低37%。

  你可能注意到了，这些机电产品的采购商，其实是美国的高端制造业公司（例如做手机的苹果公司，造汽车的特斯拉），毫不夸张地说，美国机电代理商体系已经深度绑定中国供应链，反复变更的成本非常高昂。

  因此特朗普发动关税战争后，从产业链与供应链方面出发，高端机电产品增加的税负成本，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由中国企业承担，美国本土制造业公司必须承担一定的份额，这是所谓的成本分摊机制。

  简而言之，越是嵌入程度更深、技术合作越密切的行业（例如机电产品类），美国制造业企业的成本分摊意愿越高，实际分配的比例也越高。

  这其实是很好理解的。例如为苹果公司生产机电配件的“果链”，从工艺流程、原材料选用、技术标准、物流配送体系…等方面都是严格设计的，甚至早在建厂布局阶段就接受了苹果公司的技术指导，它们深度绑定，短期更换的替代成本极高。

  我国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表明，机电产品进出口总值为31105.1亿美元，出口21255.0亿美元，进口9850.2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7.1%、7.5%和6.2%。

  这其实说明，中国的公司制作机电产品出口给美国企业之前，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原材料与零部件都是从国外采购（例如苹果手机可能在中国生产和组装，但关键的芯片来自于美国进口），这部分进口额可能占出口产值的40%以上。你能说最终的出口产品是中国货，而不是美国货吗？因此从整个产业链的角度看，中美企业分摊成本也是符合逻辑的。

  事实上，根据《估算美国加征一定的关税的影响》一文的测算统计，当关税成本由中美厂商共同分摊时，嵌入程度更高、更加全球化的产品（例如机电产品）抵御关税冲击的能力越强，相反，标准化产品（例如玩具、纺织品）受到关税冲击的影响越强烈。

  这深刻地说明，中国的产业布局与出口贸易想要不受制于人，幻想着闭门造车、建立“大而全”的体系进行对抗是不现实的，持续开放、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体系并向上合作，成为必不可少的合作伙伴，才是王道。

  说得不客气点，一旦关税摩擦超出中美双方预计，自有美国企业与中国企业分摊成本，自有美国企业家为中国公司进行院外游说。